“哀牢古国”历史疆域（记忆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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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牢寺
蒋开磊/文 范南丹/图
诞生于3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的沧怒女神沙壹，在“创世”哀牢王“九隆”之后，滇西澜沧江流域中的九隆族遂以“十男娶十女”的方式迅速繁衍和强大起来，他们散居于溪谷，世世相袭，以数代“小子”哀牢王率领邑王，邑王再管理聚落的形式，在澜沧江中下游全流域中持续发展壮大起来。
这一时期，由于濮人青铜器铸造的诞生和异域古道贸易上的繁荣，哀牢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特别是礼社江区域及澜沧江流域青铜器礼器和青铜兵器铸造及普及，极大地加速了该区域之间的族群争战和人口掠夺，加快了奴隶制王权国家的形成。
我们在后世可考的，关于公元48年由邑王扈栗发动的“鹿茤之战”的记述中明显感受到当时战争的宏大与残酷。当时邑王扈栗遣六王、派万人，征战鹿茤而大败，邀耆老商议事项时却称：“哀牢略徼，自古有之，初不如此”——这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末期开始至公元48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随着以濮人为王的哀牢国国力稳步提升，哀牢王率领各邑王沿江而下，不停地征战和扩张，从未出现过败绩，它由此而逐步统治了周边各民族，包括彝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鸠僚人等，形成了以王族濮人、羌人为主的，征战掠夺“附塞”及各民族属民的，多民族交流、交融的西南边徼奴隶制集权国家。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因“山川险阻，往往邑聚”而“自古未尝通中国”的边徼古国，在其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因横断山系地理条件及小众民族文化认同的双重局限，才导致该古国在语言、文献、历史进程、历史疆域、文化特质等记载上的粗略和模糊。
青华海
及至汉代，因哀牢归汉历史事件的影响，经汉明帝刘庄指定，终因杨终所作之《哀牢传》，才首次把有关哀牢国的口头传说载入了正史，并十分明确地记载了哀牢国王族的具体世系：
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耦代;桑耦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
——按此文本表述,自哀牢王九隆以下，不可知者数代，而至于“禁高”方可记之。按古人父子相继每代平均年龄差25—30年推计，至公元69年柳貎归汉时的纪年上推，史料中可考的哀牢王的姓名只有八代，按此纪年上溯，可记之王“禁高”所处的年代刚好与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设置益州郡，并在澜沧江西岸楔入巂唐、不韦二县的历史时间吻合。这也就是说，因文字的缺失和记忆的空出，悠远漫长的哀牢国演进史，只有在汉文化越过澜沧江楔形进入之后，汉文化史料中才零星陆续地出现了一些关于哀牢国的转述和记述。因而，可以说，哀牢古国在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和地位，其实是与汉文化在西南边地上的拓展、延伸和开发同步的，两种文化的趋同性、交流性与交融性，在公元纪年前后的这200年间高频率实现了全面融合。由此，哀牢归汉的历史事件对华夏西南传统疆域的早期界定、中期驻防和后期巩固意义十分重大，成效更为明显。
事实上，与史料文献记载相比，我们在现代考古的出土文物中对古代哀牢国的疆域认定获得了更为充分的证据。在“九隆传说”的诞生地保山市，考古界曾发掘过距今约400万年前的“羊邑古猿”颌骨和牙齿化石;发掘过距今约18000年的姚关老虎洞石器遗址;距今约12000年的隆阳区龙王塘、施甸县万仞岗旧石器晚期智人遗址;距今约7000—8000年的蒲缥镇塘子沟、姚关镇火星山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4000年的龙陵县勐糯镇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这些散状星点分布的遗址中，充分说明了澜沧江至怒江流域间曾多点分散并呈流动状生存过的史前文明古猿或猿人，是整个亚洲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被考古界发掘认定并较早明确为亚洲古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史前遗址之一。事实上，这些古人类的先民们，正被考古界认定为哀牢古国较早时期的濮人始祖古人类别之一。
另一个更为有趣的考古事实是，当历史时光机进一步推进至距今约2000—2500年前后，在华夏历史纪年上被界定为“战国至西汉”时期时，澜沧江西岸的远离中原的西南边徼地区，以昌宁县大田坝、右甸镇、莽水镇等地为主的一些区域，却如文化“大爆发”一般，诞生出了十分丰富的形制多样的绚丽多彩而又地域独特的哀牢青铜文明，这些青铜器的批量出土和多点发掘，正昭示着哀牢国濮人氏族王权“邑王制”社会秩序地全面形成及哀牢国奴隶制国家制度的形成。
诚如《哀牢传》中所述，在部落酋长联盟式奴隶制国家形成的早期，沧怒之上的女性人文始祖沙壹，因与族系以外的另一个男性人文始祖“沉木—木龙”交配，而致使子孙强大，族群繁荣。而此时，哀牢国腹地因青铜器的发明和批量生产，再加之培育型稻谷在主体民族中的推广和普及，哀牢人物质极大丰富，生产力突飞猛进，族群战斗力也在持续增强，一个由男权主导的强大的哀牢国也由此诞生。随着历史地演进，哀牢国在它鼎盛时期的人口及疆域，即为哀牢归汉时的“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户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如此巨大的人口和疆域规模，在古代能“率众投诚”，实属历史罕见。
关于哀牢国历史疆域的界定，史家笔下的“九隆神话”开篇即说：“先有妇人沙壹，居于牢山。”后，九隆兄弟又与山下一夫一妇所生之十女对结夫妻，而后散居溪谷，得以繁衍——这一叙事记述明确指出，“牢山”及依牢山顺流而下的区域即为“哀牢国”所处位置之具体地望。
我们从史料中查阅，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山名也。沙壹创世之后始有其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纹。九隆死，世世相继;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
南北朝时范晔所著《后汉书》又载：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后牢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后渐相滋长。
在后世中，明代状元杨慎在谪居永昌时所作的《滇载记》、李元阳所作之《云南通志》及清代顾祖禹所作之《读史方舆纪要》均明确载明：永昌府城东十五里，一峰突立，如人坐之状，本名安乐，夷语讹之“哀牢”。孤峰秀耸，高三百余丈，雄崎西陲，延袤三十里许。山下有石如鼻，二孔出泉，一温一凉，号“玉泉”“金井”，当地人视水之盈涸，以预卜当年之丰收或歉收。
——这些史料准确地表述了九隆传说的诞生之地即为保山坝，且保山坝东侧十五里范围内“突立”之峰即为“哀牢山”之地望所指。
可奇怪的是，在现代地理名称称谓中，在横断山山系的诸多山脉中，只有发端于大理南端、楚雄西端并向滇东南玉溪红河方向延伸的元江与阿墨江之间的纵贯四百五十千米的山脉才被当下域名命名为“哀牢山”。这让一些当代文化学者和普通群众十分疑惑而不得其解。
事实上，当我们放宽视野，俯瞰滇西高原广袤的山川大地之时，在整个高原之上，溪流与湖泊共生、山峰与江河相伴，这里众多的山川水系形成了“两山夹一江，两江夹一山”的“横断”奇观。对于古代人类社会而言，这些“横亘”在眼前的山川水系，既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同时也是局囿古代人类种群和聚落之间相互交流交融的闭环——古代哀牢人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存环境中。这种环境自然形成了哀牢国固有疆域的天然屏障。
参阅汉代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载：昆明之属无君长，无长处，善寇盗，辄杀略汉使，道终莫得通。
再读晋代佚名所著《南中八郡志》说：永昌，古哀牢国也。传闻永昌西南两千里有剽国(亦称骠国、滇越)，君臣、父子、长幼有序。
对比这两条史料正好说明，到了汉代，澜沧江以东的洱海地区周边羌人族群“无君长，无长处”，仍处于“游牧散居”状态，尚未形成“国家”意识形制范畴。而与此相反，当山川大地在越过怒江向西，翻越高黎贡山之后，则因“君臣、父子、长幼有序”而形成了朝贡关系的“滇越国”。相比较之下，我们可以界定，位于洱海以南，界于澜沧江中下游全流域及怒江东岸以东这片大面积“帚形”区域才是“哀牢国”国家政治体制形成的标准区域，才是濮人王族顺澜沧江而下建立奴隶制国家并统治其他多民族族人的准确区间。这也正是中原华夏王朝的视野，在越过古滇国统治区域向西之后，而把元江—红河西侧的、北南纵贯四百五十千米的山脉命名为“哀牢山”的真正成因——它其实正是中原王朝视角下，古代“哀牢国”最东端起点的标志性山脊。
事实上，当我们再从考古学的角度审视这一区域时，却是更为惊讶地发现，距今约2800年前，发端于大理巍山南部的礼社江流域正是濮人铜鼓青铜器的发源地。历史上，“濮人铜鼓”又称南方铜鼓，是由古代濮人、羌人和僚人沿红河流域和澜沧江流域而下，生产铸造并向下游广泛传播，直至风行到南部的南亚、东南亚地区。其鼓型典型特征即是，鼓面为太阳芒纹，环周为动物纹、蛙纹、羽人竞技和狩猎生产纹饰等——这与东汉时期杨终所著之《哀牢传》中关于“其母鸟语”的记述十分吻合。通常而言，学界对这一类铜鼓，往往从鼓型形制上作区分，并按出土地点为其具体命名。在国内，根据不同区域的出土地点被命名为多种类型，如元江上游有楚雄“万家坝型”、晋宁“石寨山型”、江川“李家山型”;澜沧江流域则有昌宁“大甸山型”、凤庆“芒怀型”、普洱“西盟型”等。但当人们从铜鼓的形制上作再次区分时，学界往往又把昌宁“大甸山型”和凤庆“芒怀型”认定为“万家坝型”的不同亚种。这一关于濮人青铜器“南方铜鼓”的类别界定，其实与“千年茶农”普洱茶产区的认定是完全融合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历史上的哀牢国，其所属疆域当上起“九隆神话”的诞生地保山坝，并沿东河(史料也称“耆溪”)而下，涵盖了“东河—枯柯河—勐波罗河”这一“怒江第一大支流”的全流域;向南则沿澜沧江而下，覆盖了澜沧江中下游的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等区域;向东则界起大理巍山礼社江源头，并向下游延展至“礼社江—元江—红河”西岸流域。只有在这个巨大的“帚形”的面积上，才以至于在东汉归附时形成“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史料界定疆域。
在这个广袤、复杂而封闭的自然区域中，因历史上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与征战，较早形成了多民族一统多元地区，这里的族群覆盖了羌人族系中的白族、彝族、拉祜族等，濮人族系中的布朗、佤族、德昂族及出境下游的鸠人、僚人等，百越族系中的傣、佬及下游出境之民中的泰人、京族、越人、缅人等。其所属族人所涵盖的各语种均与汉藏语系中的汉语支区别较大，并呈现出“一语多支”的复杂情况——其中，哀牢王的王族语种当属藏缅语族中的布朗族、佤族语语支;国人语种中又或兼有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彝语、拉祜语、傣语、缅语语支等。这些不同种族多元多混合的联盟族群，其创世神话的源头皆如“万箭归宗”一般，共同指向了怒江第一大支流“耆溪”的上游保山坝东河之畔的“耆老祭祀之所”——哀牢寺。
责编：刘自明
编审：杨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