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甸籍第一个共产党员——段古秋(记忆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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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古秋
□ 徐幸光
段丛桂,字古秋,是施甸这片热土上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革命青年。1906年,他出生于保山施甸永平村的一户贫苦农家,青年时流落缅甸,在仰光加入共产党,后被缅英当局驱逐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其出任保山县第五区(施甸)清算委员会主任;1951年被选为区代表,出席云南省首届物资交流会。1952年3月19日,他遭人诬陷,被保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5年7月,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少年段古秋家境贫寒,在他14岁时,父母就已辞世。15岁时,他随村里的马帮到“英国地”(彼时的缅甸属英国殖民地)做生意,流落瓦城(今曼德勒)、八莫等地,不久后,又流落到仰光,先是帮人赶马,后在“粤记鞋店”当学徒,干些烧火洗碗、看门管物之类的杂活。
在长期奔波、四处流浪的苦难生活中,段古秋学会了英语、缅语、印地语等口语,并基本能读写汉字。1926年,他在华文报纸《仰光日报》上读到了艾芜的文章,深为文中的故事感动,就千方百计地找到艾芜,并与其结下了深厚友谊。
艾芜,原名汤道耕,四川新都人,1925年为逃避包办婚姻离家出走,徒步走到昆明,沿南方丝绸之路一路漂泊到了缅甸仰光,后在华侨的帮助下从事小学教员、排字校对、报纸编辑等工作。1930年冬,艾芜因参加仰光共产主义组织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被捕,后被驱逐回国。
段古秋比艾芜小两岁,两人的漂泊经历何曾相似!而二人在仰光结下的友谊,更是成为一段佳话。1935年,艾芜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老段》的文章,后收入他的著作《南行记》。在《老段》里,艾芜开篇即写道:“看起来,年青得很,只不过十七八岁的大孩子,但我们一碰到一块,就很熟悉了的样子,便按照西南人的称呼,在他姓上,加个老字,叫他老段。”
在艾芜的《老段》中,段古秋是一个崇尚时髦、追求进步的青年,是一个渴求学识、刻苦学技的青年。在个人对生活和命运的抗争中,段古秋除了有一种“钢铁一般顽强”的生存意志外,还有一种对知识追求的拼搏精神和强烈的实现社会价值的愿望。
在《老段》中我们还知道,段古秋在仰光学习读书写字期间,恰巧和艾芜的一个同乡合租在一起。艾芜的这位同乡是一位在报社排字的普通工人,和段古秋同龄,那时,段古秋看着“人家和自己一样的年纪,居然能看书看报,对大人们谈及的也全知道,就萌发了强烈的(识字)念头。”“由于这人的朝夕指引,(老段)幼稚的心胸里,也温热起了对人类远景的怀想。”“先前在厨房里,糊里糊涂地,和油烟煤灰混日子……现在,趁着米锅未开的当儿,取出怀里的书,静静地蹲在炉边展阅。”
也许,正是这个时候,段古秋看到了艾芜发表在《仰光日报》上的《人生哲学的一课》《山峡中》《在茅草地》等文章,正是在这个时候读到了艾芜笔下的那些赶马人、抬滑竿人、私贩鸦片者、偷马贼等等下层劳动者的故事,也正是从这些下层劳动者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从此“也温热起了对人类远景的怀想。”
正是《老段》一文,让我们知道了段古秋在仰光的经历——他先是在一家叫“荣昌和”的商号给人烧火做饭、看管货仓、督责搬运等杂活;后在一家福建人开的咖啡馆里当服务生,“一面汗流水滴地舂咖啡,一面跟他(福建老板)学习木炭画像。”后来,又到“华荣照相馆”学习摄影技术。总之,那时的段古秋居无定所,四海为家,浪迹江湖,断梗飘萍。
艾芜担任《仰光日报》副刊编辑时,成立了“椰风”文学社,成员就有段古秋,以及同乡黄重远、黄绰卿等人,他们创办了《新芽》小报,后以椰风社名义合编《椰风周刊》。正是在这一时期,段古秋还遇上了同为保山县人的王思科,经王思科介绍,段古秋加入了马来西亚共产党地下组织。
王思科生于1909年,字建安,又名汪铭,保山城关人。在省立保山中学读书时,就勤奋学习英语,读到了英文马列书刊,手不释卷。1925年,王思科到仰光求学,追求进步,并于1928年在仰光参加了由“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领导的共产主义组织——缅甸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地下革命活动。“中共南洋临时委员会”是中共的海外支部,于1926年在新加坡成立,当时有党员300余人,全部是华人。该组织一直受广东中共职工会指挥,主要领导成员亦由中共指派,其后来发展成了马来西亚共产党。1929年,王思科任华文《仰光日报》英文翻译,作为入党介绍人,他介绍段古秋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
共产党在缅甸的活动引起了英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随即大规模进行镇压。1930年冬,王思科、艾芜等人正在编辑《新芽》小报时,不幸被缅英当局抓捕。被捕时,王思科身上还藏着党组织用隐形药水写的重要文件,趁敌人没发现,他和艾芜在牢房潮湿的地上把文件搓绒后销毁,保守了党的秘密。缅英当局没有发现直接证据,把王思科和艾芜关押了一个多月后驱逐到香港,二人于1931年1月被港英当局遣送回国。
后来,艾芜到上海,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文化局长,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等职,并和段古秋通过信。而王思科则于1931年上半年辗转到中央苏区,后被分配到根据地福建长汀工作,长征开始,他加入了红军,不幸牺牲于长征途中。1960年,已经是四川省文联主席的艾芜还专程到保山寻访过王思科家人,并将其革命事迹写成《一个永葆青春的友人》,收录入《南行记续篇》。
王思科是隆阳历史上第一位加入共产党组织的革命青年,也是有历史记载的澜沧江以西滇西地区唯一一名红军战士。
就在那次“仰光日报事件”中,仰光共产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除了王思科、艾芜被捕入狱外,包括段古秋在内的另外7人也被迫逃离仰光。1931年春,段古秋到了缅北瓦城、八莫等地,以摄影师、记者等身份为掩护,探索工人运动,期间,他还到了爱国侨领梁金山的邦海老银厂,会见了梁金山先生。
那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到缅甸做宣传,鼓励工人起来反对殖民主义统治。段古秋因此还到了印度,深入石矿厂采访,并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见到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组织领袖甘地。甘地专门为段古秋题词:“中印两国是姊妹大国,携起手来,共同抵御侵略者!”
这期间,段古秋用“孟醒”“梦生”等笔名在《仰光日报》的《椰风周刊》上发表了多篇反映工人现实生活的文章。艾芜在《老段》中提到此事时说:段古秋的文章“混着云南施甸地方的民歌土话,颇令我感到有味,而且惊异的。”
1934年,段古秋接到密函,到新加坡参加党的会议。段古秋即和万慧法师(四川人,艾芜在《老段》中说,当时万慧法师与段古秋在八莫开了一家照相馆)以讲经的名义一同到了新加坡,可由于叛徒告密,二人一到新加坡即被当局拘捕。后经万慧法师设法开脱,二人被驱出境。段古秋一回到仰光,就被缅英当局当作“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
缅北八莫市那时被中国人称作“云南摆夷地方”,有很多中国人。在八莫期间,段古秋爱上了腾冲少女王敏。王敏1917年出生在腾冲,那时她的父亲在有名的“懋生盛”商号当职员,她稍长大后随家人到八莫读书。腾冲王氏兄弟开设的“懋生盛”商号非常有名,著名的“王家玉”即出自“懋生盛”。那时段古秋常到“懋生盛”商号探听东南亚共产党活动情况,王敏见到段古秋,也爱上了帅气有才华的他。1934年段古秋被驱逐回国时,王敏便与其回到施甸,1937年,二人结为伉俪。
回到施甸后,段古秋在甸阳中学(今施甸一中)大门口开了一家照相馆,一边照相,一边画碳粉画,兼卖学生学习用品维持生活。他以淳朴的革命热情联络进步青年抵制鸦片;当他得知中国工农红军路过滇西北时,也曾筹资欲赴丽江参加红军,但才到保山城就被当局扣下,被押回施甸。
1938年,段古秋积极组织民众开挖滇缅公路,后又被任命为“施甸街抗日军民合作站”站长,负责筹款筹粮和组织民夫参加滇西大反攻抗击日寇。期间,两名民夫在修滇缅公路时意外死亡。1949年5月,由于在平息“共革盟”祸乱中有威望,段古秋又被民众举荐当了两个月的归仁乡乡长,可正是这两个职务以及民夫的意外死亡,导致他被冤入狱。
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段古秋协助甸阳中学校长常竑恩在校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并做好施甸区党工委成立等各项工作。次年1月,中共保山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全面接管旧政权,经常竑恩推荐,段古秋出任施甸区清算委员会主任。1951年,段古秋被选为区代表,出席云南省首届物资交流会。就在1952年初,死亡民夫的家属告发,称他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在担任“施甸街抗日军民合作站”站长时逼死民夫,该年3月,段古秋被保山县人民法院当作恶霸判处死刑。
经段古秋的遗孀王敏老人的多次申冤,直到33年后的1985年7月,她接到了保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撤销了1952年保山县人民法院对段古秋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宣告段古秋无罪。

责编:刘自明
编审:杨冬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