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延安的昌宁人（记忆保山）
来源： 保山日报 阅读：
延安“抗大”陈列馆。
王心良照片。
王浩民画像。
本刊特约撰稿人 杨 军
在昌宁的近代史上，作为最早走向延安的热血青年，王浩民和王心良在抗日救国的历史潮流中，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情感，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流血牺牲的革命征程。他们的故事，是延安精神在茶乡儿女身上的生动体现，更是35万昌宁人民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后来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此深切缅怀逝去的英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
觉醒年代，总有一个个心怀救亡图存之心的中华儿女，在烽火激荡的岁月里，不惜以青春燃烧生命，用热血之躯努力拯救生出了脓疮的中国。王浩民和王心良就是这样的人。
王心良是昌宁党史资料记载的最早一个入党的昌宁人。他原名叫王振周，原籍昌宁南门街。王浩民则家住蚂蚁堆，是昌宁历史上第二个入党的昌宁籍人士。两人的家相距不远，自幼认识，后来一起进入右甸初级中学读书，成为同学。八口之家的王浩民自幼家境较好，相对而言，王心良青少年时期的境况，要比王浩民困难得多。在他还不懂事的时候，他的父亲去缅甸“走夷方”讨生活，最后一去不归，生死不明。从此以后，王心良的母亲就带着他艰难度日，并倾其所有供他读完了小学和初中。
在黑暗贫穷的旧社会，读书也无法改变个人的命运。1933年前后，同龄的王浩民和王心良初中毕业回到家中，迎接他们的是初次踏入社会的残酷现实。在父母安排下，回家不久，王浩民就与一名同乡女子结了婚。王心良则过起了循规蹈矩的农夫生活，帮助母亲耕田种地，维持生计。1935年秋，生活在愁闷和困顿中的王浩民、王心良两人，偶然从一位由昆明还乡的士绅口中，听说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面向全省招生，便决定相约远走他乡，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年10月，两人拼凑了路费盘缠，一起离开昌宁抵达昆明，随后顺利考入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战员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后，刚刚抵达陕北。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陕北成了中国共产党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延安，从此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红色大本营。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刚刚进入昆华师范读书的王浩民和王心良，开始逐步受到救国救民思想的熏陶。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危亡中的中华民族随之进入全面抗战。抗战爆发后，中共云南临工委和中共昆明支部广泛发动群众，利用大、中学校宣传爱国思想，大批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成为中坚力量，抗日救亡运动在云南风起云涌，昆明逐渐成为“抗日民主堡垒”。在云南学生救国联合会等进步组织影响下，觉醒的王浩民和王心良开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此时的他们，已经看清楚了当时的局势。王浩民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单凭读读师范，回家多教几个学生，那是改变不了国家命运的，必须投身于激烈的革命当中。”从此，他们两人的人生观开始有所改变，个人理想也从教书育人转为参加革命斗争。可以说，离开家乡到昆明求学，是王浩民和王心良学业上的一次飞跃，更是他们人生观改变的重大转折点。
也就在这一年的10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向全世界出版发行，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陕北山城，一夜之间让世界为之瞩目。从昌宁走出去的爱国青年王浩民和王心良，也被来自中国革命熔炉的思想火炬，彻底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中，王浩民和王心良获得了更多了解社会、了解各阶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机会。昆华师范学校为两人接受爱国进步思想影响提供了基本条件，也为两人后来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业打下了思想基础。
王浩民和王心良就读的学校前身是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是当时云南省唯一一所公费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逐渐成为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基地。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师生受进步思想影响，通过在校内传播、阅读进步书籍，在校外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等形式传播革命火种，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热血青年的王浩民和王心良，离开家乡奔赴延安，最后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也是一种必然。
1938年春天，昆明翠湖畔的柳丝已经吐出新绿，五百里滇池看似平静的湖面下，却已经掀起阵阵微澜。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让所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迸发出火山一样的爱国热情。延安，像一方磁场，深深吸引着年轻的王浩民和王心良。
这年6月，经时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李群杰介绍，王浩民和同学王心良、杨世明一起，随奉命出滇的国民革命军某部离开云南，到达重庆。杨世明留在重庆后，王浩民、王心良二人转抵武汉，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和罗炳辉的引荐下，从武汉坐难民车北上西安。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1938年秋，历经两个多月的辗转，王浩民和王心良终于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绵延不绝的黄土高原纵横千里，不屈不挠的黄河，在浩浩荡荡的大合唱里曲折东流。波涛翻滚的壶口瀑布，席卷着抗击的浪花，这是一片红星照耀下的土地。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八百里山道上，王浩民、王心良和无数奔赴革命熔炉的男女青年们结对同行。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他们冲破重重封锁，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长途跋涉，奔向心中的革命圣地。迎接他们的是陕北的民谣，是豪放的安塞腰鼓，更是解放区火热的革命氛围。
当时的延安抗大，是凝聚抗战力量、鼓舞必胜信念的一面旗帜，吸引了全国各地大批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冲破重重险阻奔赴延安，就是抱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信念。著名诗人何其芳曾用热情洋溢的诗句来形容当时的延安：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来到黄土高原上的昌宁人，注定要在这里融入中国革命新的高潮。短短4年时间，王浩民和王心良从滇西贫穷落后的昌宁小城出发，一步步走向山外，跨越南北，最终把自己的初心交给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到延安后，经过短暂休整，王浩民和王心良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亦称“延安抗大”)总校第五期学习，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们一起吃大锅饭、睡土铺、住窑洞，倾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家的授课。对两个从澜沧江畔走出的农家孩子来说，无论今后走向哪里，他们都将在斧头镰刀编织的信仰中，开启一段激情燃烧、永志不渝的无悔岁月。
新的征程开始了。延安烈焰般燃烧的革命激情，迅速吸引了王浩民和王心良热血澎湃的内心，入党和抗日，成了他们最坚定的理想信念。1938年11月，刚到延安不久的王心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半年后的1939年5月，王浩民也申请加入了党组织。
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当时的延安抗大，办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最先进的救国救民思想。可以说，是抗大这所革命熔炉锻造了王浩民和王心良坚定跟党走的意志和决心。延安，才是他们追求马列主义信仰的真正出发点。
跟所有抗大学员一样，王浩民和王心良在延安抗大的学习条件艰苦而充实。在一次面对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就诙谐风趣地鼓励抗大学员：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抗大学习工作的经历，真正磨砺了王浩民和王心良的共产党员意志和品格。这也是后来两人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基础。
到延安不久后，刚刚进入抗大的王心良被编入第五期第六大队，离开延安到洛川县城西北一个小村落就读预科，开始系统学习政治和军事课程。预科结束后，王心良被编到延安第三大队第四队高级队继续本科学习。
1938年冬，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晋察冀建立两个抗大分校。到了1939年夏，抗大办到第五期时，抗大总校开始分批深入敌后办学。1940年初，王心良从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抗大二分校政治部任组织干事。这所学校，是从延安转战到河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办学的一所军政学校，被誉为“干部源泉、抗战堡垒”。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战斗在华北战场上的八路军及游击队培养军政干部。
离开延安后，王心良在位于河北的抗大二分校工作了5年。这5年正是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最艰苦的5年，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清剿、围攻、蚕食，使边区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大二分校广大师生排除万难，边学边战，把战场当作最好的课堂，在残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储备了大批人才。
五年期间，王心良先后在校供给处、晋察冀三分区教导大队政治部、抗大陆军中学等从事组织和宣教工作。抗战胜利后，他随部队进军东北，先后在辽北省政府财政处、行政处、民政厅和哈尔滨社会局工作。1950年初，王心良从东北回到阔别12年的云南昆明。从此，他开始投身轰轰烈烈的新中国建设，先后在昆明电工器材厂、昆明冶炼厂、昆明第二钢铁厂、云南冶炼厂、省冶金局、昆明纺织厂、省轻工厅任领导职务，1983年离休。
与王心良北上救国不同，王浩民踏上的是一条南下抗日的道路。从延安抗大毕业后，王浩民留校工作。1940年11月，他被抗大总校抽调到抗大第二批华中大队，跟随洪学智一路南下，最终抵达江苏盐城，先后在抗大五分校和地方工作。1944年11月，王浩民在江苏盐城抗日根据地因病殉职，后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自1938年离开云南后，王浩民和王心良彻底与昌宁的家人失去了联系。究其原因，是因为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在日伪军和国民党亲日势力的重重打压与封锁下，在后方抗日的革命志士，与家里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方面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做到工作保密，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
几年前，记者在采访王浩民的次子王德昌时，王德昌介绍说，王浩民于1938年离开昆明后，家里就再也联系不上他，只知道他和王心良去了延安。再次获悉父亲的消息，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作为烈士后代，王德昌非常理解父亲的苦衷：“那个时候，他不能回家，更不能和家人联系。因为涉及到家里人的生命安全问题，还有他所在地的组织部门、领导的安全问题。如果造成组织的损失、革命的损失，就会成为一个革命的罪人，所以我们理解他。”
王浩民和王心良之所以奔赴延安，一方面是受云南地下党组织和学生进步组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键点上，延安的党中央发出的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号召，引起了他们的内心共鸣。他们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历史选择，是共产主义思想对昌宁籍人士的最早影响。
从澜沧江畔走向延安，再从延安走向战场，这对王浩民和王心良而言，既是青春的觉醒，更是一条光明的道路。从此以后，他们的生命，注定将在中国的革命史上熠熠闪光。
本文图片由杨军提供
责编：刘自明
编审：杨冬燕